中国基层宗教泛滥不是偶然的事情

1869年,法国传教士拆除天津的崇禧观,原地建了一座天主教堂,随后网罗天津的地痞恶霸,给教堂做一些不能见人的事。

第二年夏天,一场瘟疫在天津蔓延开来,无数人在瘟疫中死去,教堂收养的孤儿也多数患病而死。

正好当时发了数起儿童失踪案件,人们不禁把案件和郊外死童联系起来,认为天主教堂就是一切灾难的幕后元凶,顿时群情激愤,天津出现一股反天主教的声音。

三口通商大臣完颜崇厚,和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约定,让天津府知府张光藻、天津县知县刘杰带着嫌犯武兰珍去教堂,把儿童失踪案件和教堂的关系说清楚。

天津人民和法国传教士,在教堂外爆发大规模武力冲突,法国领事丰大业在回去的路上,遇到正在做群众工作的知县刘杰,便以为刘杰在煽动闹事。

丰大业随即向刘杰开枪,不过他的枪法不准,没有打死刘杰,只打伤刘杰的一名随从。

洋人在中国枪击知县,天津人民更加愤怒了,冲上去打死丰大业,然后冲进教堂杀死10名修女、2名神父、30多名信徒、以及数名法国领事馆人员和侨民,最后放火烧了天主教堂和法国领事馆。

教案发生之后,法英美俄等7国向朝廷抗议,并且调集军舰到大沽口武力威胁,而清朝派出曾国藩做代表,商议解决天津教案的善后问题。

最终的交涉结果是低头认怂,曾国藩处死8名闹事首领人物,充军流放25人,把张光藻和刘杰发配黑龙江,赔偿法国损失50万两白银,并且让崇厚为代表去法国道歉。

“天津教案”的处理结果出来,曾国藩被骂的狗血淋头,事实上他自己心里都过不去,感觉一辈子的名誉都毁了。

现在重看“天津教案”,我们的重点不是丧权辱国之类的话,而是可以发现个问题,最早自1870年起,外国宗教已经侵占中国基层了。

在城乡建立教堂,做为方圆几十里的活动据点,以治病、读书和赐福为名,吸引中国底层人民为信徒,发展宗教势力。

然后在附近买地,雇佣中国农民耕种,用经济利益绑架农民,让他们成为教堂势力的一部分。

“凡教众犯案,教士不问是非,曲庇教民,领事亦不问是非,曲庇教士。遇有民教争斗,平民恒屈,教民恒胜。”

尤其是“天津教案”之后,基本没人敢招惹教堂,于是底层人民为了寻求庇护,对参加教堂活动非常积极。

两条基层治理结构在中国展开,下一次大规模冲突,便是义和团运动,进一步引起八国联军侵华战争。

到20年代初期,中国新教教会已经有8868所教堂,覆盖1713个县中的1457个,信徒近60万。

天主教在中国有20个大教区,旗下有129个小教区,信徒从民国初年的100万,发展到新中国成立前的330万人,主教大多是外国人,可以和教皇庇护十二世沟通。

外国费尽心血传教,当然不是做慈善,而是想利用中国动荡的机会,把中国改造成基督国家。

基督教改造中国,就要学习佛教走基层渗透的路线,除了做慈善事业,还得深入家庭、农村、工厂等地方,发展教育医疗事业,逐渐使中国文化基督化。

教会运作的资金,起码一半以上来自国外汇款,接受了外国的资金,必然要听外国的命令。

所以在1949年国府败退之前,梵蒂冈驻华公使黎培理,代表教廷命令中国天主教徒,不得参加,不能阅读的书籍。

流传了几百年的白莲教、闻香教、大刀会、红枪会、一贯道等等,趁乱世宣传入道保平安,甚至以“坐江山”为口号招揽信徒。

到新中国成立前夕,全国有300多种野生宗教,信徒多达1300万人。其中势力最大的是“一贯道”,每个省城都有坛口,信徒将近百万。

徐皓峰撰文、李仲轩口述的《逝去的武林》,里面有个形意拳大师薛颠,此人就是一贯道的山西瓢把子。

总之在新中国成立的关口上,除了一些老根据地以外,很多地方的基层管理非常混乱,往往是国家政府之外,还有几个宗教组成的隐型政府。

1950年12月,北京市政府发出通告,宣布取缔一贯道,随后两个月逮捕反动道首381人,枪毙42人,清退道众近18万。

不过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爆发,国家必须全力以赴支援战争,虽然整顿各行业的动作没停,但力度已经小很多了。

1953年7月,抗美援朝战争结束,正好土地改革也完成的差不多了,国家终于腾出手来,重点收拾泛滥的宗教势力。

同年,国家发起“取缔反动会道门”的运动,对那些为非作歹、骗钱骗色的野生宗教,一经发现立即逮捕,首脑人物审判后判刑,普通群众纳入基层政府管理。

形意拳大师薛颠,就在这次运动中被击毙,下场和《霸王别姬》里的袁四爷似的,直接拉出去毙了,但基本没什么同情者。

到60年代初期,300多种延续几百年的反动会道门,基本被党和人民政府灭了,给中国留下一片朗朗乾坤。

只有零星的巫婆神汉烟鬼,大隐隐于市,挤在人群里苟且偷生,他们要是不说自己会算卦,你还以为就是个普通大妈呢。

这些零散的人,在随后的大革命中也被揪出来,戴高帽游街批判,再也翻不起水花来。

而且在打击反动会道门的同时,佛教、道教、旧知识分子也遭到惨重打击,失去超然的社会地位,被党和政府管理起来。

一是铲除体制外的山头,确保没有挑战国家机器的力量,只有这样,社会主义政权才稳,国家才能长治久安。

事实上在取缔一贯道的时候,民警搜到了准备登基的龙袍……都50年代了还有人想做皇帝,可见反动会道门简直蠢到家了。

二是国家和宗教争夺人口,要是人民都不想工作,每天跑去跳大神,岂不是削弱了国家的动员力?

所以新中国不可能和民国一样,
更多精彩尽在这里,详情点击:http://szrobot.net/,西甲允许国内有信徒千万的会道门存在,如果他们动不动就起来闹事,还建设哪门子社会主义?

在打击国内野生宗教的时候,国家对基督教确定了“三自原则”,也就是自治、自养、自传。

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,正式成立了“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”,并且解释了什么是三自:

自治是让基督教中国化,听党和政府的指导,而不是国外教会在中国的分支机构,稍有风吹草动就想搞破坏。

自传更好理解,对《圣经》的解读要原汁原味,不能传播经过外国篡改的、对中国不利的宗教条文,比如人类是亚当夏娃创造的、白种人最高贵之类的话。

可以说,新中国对野生宗教的态度是坚决打击,对儒释道和基督则是允许信仰自由,但必须以爱国为前提。

至此,历代王朝想禁却禁不了的各种宗教,被新中国关进笼子里,让它们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铁拳。

经过前三十年的运动,不仅体制内的军政山头都被削平,体制外的地富反坏右、农村宗族、宗教势力和旧社会残余,也被铲的一干二净。

既然旧势力都清理掉了,那么填补社会权力的,便是党和政府机构。儒释道、会道门和基督对人民的思想占领没有了,取而代之的就是马列主义、思想。

我们之前说过,一张白纸的中国可以轻装上阵,向四个现代化狂奔,不用和民国、印度一样,受到旧势力的牵扯。

进入八十年代,国家对宗教放松管制,那些剿灭多年的会道门和基督教,准备卷土重来。

而且我们都知道,自八十年代起,马列主义和思想在不同程度上,被中国人抛弃了。

在鱼龙混杂的旧社会,国外传来的基督教发展缓慢,是因为中国有儒释道做信仰,这可是流传几千年的正统宗教,四亿中国人没理由不相信。

哪怕退而求其次,还有300多种野生宗教可以选择,比如一贯道、白莲教什么的,里面也有很多中国同胞。

总之是市场竞争激烈,有几百种精神产品,可以满足老百姓的精神需求,基督教是什么,外国和尚会念经啊?

但是新中国的铲山头运动,把国内的宗教都铲掉了,用思想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,进入八十年代以后,马列主义和思想被抛弃,人们惊讶的发现:

就在这个时候,基督和会道门卷土重来,和第一批下海吃螃蟹的人一样,纷纷跑马圈地,抢占蓝海市场,直接造成了宗教在中国的野蛮生长。

2018年发布的《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》白皮书里,详细罗列了宗教信仰人数,其中基督教信徒3800万,天主教信徒600万,伊斯兰教信徒2000万。

天主教和基督教加起来共4400万人,这还是统计在册的,如果加上没有统计到的野生教徒,有学者估计人数过亿。

新中国成立以前,天主教和基督教信徒总共400万,按照人口翻三倍的比例来算,两教信徒1200万差不多了,怎么可能相差十倍、人数过亿呢?

民国年间宗教市场竞争激烈,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吸引力不大,这是一方面原因。另一方面是国内运动的时候,和尚道士和大仙们,被人民群众拉出去游街,狼狈不堪的样子显露无疑。

类似于你的小伙伴突然发达了,你却很难发自内心的崇拜他,也不觉得他是个很牛逼的人。

这是中国进入现代化非常关键的一步,那些旧社会的残渣,再也不能出来装神弄鬼了,就算勉强为之,效果也大幅下滑。

重新从外国进来的基督教和天主教,神性依然在身,再说了,欧美发达国家都信耶稣,贫穷落后的中国人为什么不信?

而且天主教需要教堂做场所,基督教不需要,有一张嘴一本书就能去传教了,和蒲公英似的,到哪里都能落地生根。

有些农民随便学几天,搞明白基本流程之后,就自封为传道人,跑去开宗立派了。

可以说在八、九十年代的思想混乱时期,基督教几乎成了唯一的精神产品,这也是基督教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。

山西前些年有个“九岁红”,号称九岁梦见仙人指点,掐指一算,就能知道人的前世今生,并且可以请仙人帮忙,保佑人们健康平安。

我小时候听说这个人,很不以为然,后来才知道,这个土大仙的信徒遍布半个山西,逢年过节去拜访她的能挤破门,一般人根本轮不上,随便说两句就打发了,而且费用死贵。

在很多内陆地区,基督教没有传播过去,有些出门见识过基督教的人,就把偶然得到的《圣经》和中国野生宗教勾兑起来,改造成一种四不像的东西。

这种非主流宗教,往往会神话创始人,把他说成法力无边的牛逼人物,然后再以拯救世界或者耶稣佛祖的名义,到处招摇撞骗。

2005年,四川阆中剿灭一个,查出来有教徒几千人,堂口62处,而且教徒必须把年收入的10%上缴。

山西晋城的某个组织,甚至建立了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的单线联系体系,组织隐蔽严密,破获之后,发现已经和境外势力联系上了。

那时候练气功是热门运动,钱学森都给气功背书,于是全国人民开始练气功,公园里的老太太甚至头顶铝锅,说是能接收到磁场信号,有益身体健康。

我小时候见过一个大爷,无儿无女在煤矿管仓库,每天半夜不睡觉练罗汉背山、观音坐莲之类的动作。

他们给基督教徒发了100份调研问卷,结果发现,求主治病的占52%,家庭遭遇不幸的占13%,寻求精神寄托的占7%。

在信徒成分方面,女性占71%,51岁以上的占60%,文化程度初中以下的占86%,大专学历以上的只有4%。

窥一斑而见全豹,安徽无为县是这个样子,那么河北也差不多,从新闻里的照片来看,去教堂做礼拜的以老年妇女为主。

其实宗教骗不了有文化、社会地位高的人,除了蒋委员长和梁武帝以外,你很难见到哪个达官显贵,是信仰虔诚的宗教徒。

因为他们明白,人生遇到任何困难,完全可以想办法解决,不必求助于虚无的神鬼。

但是对于没文化的老年妇女来说,遇到任何困难,她都没有解决的办法。比如生病,没钱就是没钱,绝症就是绝症,有什么办法?

比如家庭遭遇不幸,因为社会地位比较低,也就没什么人来安慰她,更没有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,憋的难受怎么办?

如果有个传道人告诉她,去教堂能认识很多姐妹,或者主能给你治病,恐怕她们很难不动心。

年轻人想着谈恋爱、做事业赚钱、读书求学等等,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,所有心思都扑在这上面了,哪有心思想其他事情。

老年人就不一样了,如果没有一些终生坚持的爱好,退休以后没事干,真的很容易空虚,于是宗教活动给他们提供了业余爱好。

前几天河北疫情爆发,各种线索都指向宗教活动,可以说宗教在中国已经泛滥成灾了,尤其是没有国家认证的野生宗教,人数恐怕更吓人。

短期肯定是防止基层党组织空心化,被宗教抢走人口损害战斗力,甚至成为体制外的山头。

其一是全国人民都能接受的思想体系,填补儒家和思想留下的真空,如果没有这个思想体系的话,除了不能应对欧美的“民主自由”价值观,也不能应对宗教的传播,更不利于国内统一思想。

其二是继续普及医疗资源,虽然现阶段的中国医疗已经很好了,尤其是疫情期间的表现,放在全世界都相当惊艳。

但是在边远贫困地区,很多人还是看不起病,其实他们不需要包治百病的医院,只要能解决日常医疗问题就可以了。

但凡有价格便宜的医疗资源,她们也不至于跑去求主治病。只要能把医疗资源普及到贫困地区,宗教信徒起码少一半。

其三是城市化。那个儒家的自然农村已经回不去了,流传千年的道德传统也烟消云散,导致农村破败,没办法对抗宗教势力的侵扰。

既然以前的农村回不去了,那就得持续不断的城市化,让破败的农村成为城市的根基,只有如此,城市的福利和社会活动,才能下沉到农村。

有了福利和社会活动,那些精神空虚、家庭遭遇不幸的老年人,才能转移注意力,而不是加入宗教寻求安慰。

至于剩下的小部分信教人群,大可不必管他们,宗教在人类社会存在几千年,自然有存在的合理性。

我们要保护中国,打击不受监管的野生宗教和,而不是和一种精神信仰为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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